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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人參與的“五四”運動——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
發布日期:2019-05-07 信息來源:福建天衡聯合律師事務所 作者:王利平
今年是“五四”運動100周年,“五四”運動的偉大意義,國人銘記于心。在這場運動中,法律人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其間,這里,我依據相關史料做一回顧,紀念“五四”運動100周年。

在“五四”運動中,有兩位從福建走出的法律人為歷史銘記,他們是福建閩侯人林長民和劉崇佑。林長民和劉崇佑留學日本研習政法,歸國后于1911年共同創辦私立福建法政學堂,學堂在全國法政學堂中位居第五,在私立法政學堂中位列第一。林長民是林徽因的父親,如今許多人只知林徽因,知道她的“你是那人間的四月天”,而不知林長民,以及他的福建法政學堂。

1919年5月,巴黎和會上,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竟然在和會上成了任由列強宰割的肥肉。消息傳回中國后,林長民義憤填膺,與梁啟超配合鼓動學生上街。林長民撰寫的社論《外交警報敬告國民》,表示:“膠州亡矣!山東亡矣!國不國矣!”“國亡無日,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!”林長民極具感染力的文章,讓北京的學生群情激奮,于五月四號大規模上街游行。為此,有人言之:“五四運動起于閩人。”

1919年5月4日,因在北京趙家樓游行中發生學生傷人放火之事,有32名學生被押送警察廳。上海律師公會對學生表示聲援,北京律師公會則決議對被捕學生盡義務辯護(有意思的是,公會還要求公會律師不能接受曾為公會會員曹汝霖的聘請)。林長民連同王寵惠(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,前外交總長、司法總長)、汪大燮(前代理國務總理)以政府要員的身份,向警察廳具書保釋學生。曹汝霖本人向當局表示,被捕學生多系盲從,不必為難。被打成腦震蕩的章宗祥也托妻子致信國務院,請求釋放學生。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政府內部的爭取之下,北洋政府于5月7日將被捕學生全部釋放。

其后,1919年8月,“北大學生互控”案發生,劉崇佑聞知此案,挺身而出,擔任魯士毅等11名學生的辯護律師。8月21日該案開庭審理,旁聽之位座無虛席。在法庭上,劉崇佑說:“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,今日遂不得不遷連淪沒于渾流之中。年少學生方自以為保吾讀書之地,無任外界侵犯,是乃天職,而不知所謂‘國法’者即將俟隙而隨其后”。劉崇佑的精彩辯護,引得法庭共鳴,整個審判歷時8個小時方才退庭。8月26日,法庭作出判決,法庭接受了劉崇佑使學生早日返校就學的主張。

五四運動以后,學生救亡圖存的熱情持續高漲。1920年1月29日,學聯組織天津數千名學生包圍直隸省公署進行請愿,求見直隸省長曹銳。周恩來、郭隆真等4人被舉為學生代表,進入署內。誰知甫一入內,即遭逮捕。在關押近半年以后,檢察廳對周恩來等人以“騷擾罪”提起公訴。學聯聘請劉崇佑擔任律師,劉接信后果斷赴津辯護。經過3日的公開審判,法庭認定周恩來等人罪名成立,判處有期徒刑兩個月,并處罰金。但是,由于未決期間羈押日數已超過刑期,周恩來等人得以當庭釋放。獲得自由的周恩來、郭隆真等赴法進行勤工儉學,劉崇佑又贈周500元川資,其后更每月匯款資助,經年未斷。

1920年2月4日,北京學生于天安門廣場集會,反對政府同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。北洋政府出動軍警,逮捕在場學生40人,后由檢察廳以學生“脅迫政府”“抗拒解散”之“騷擾罪”提起公訴。劉崇佑再次挺身而出,為被捕學生進行辯護。

劉崇佑立志“律師應仗人間義”,周恩來曾稱贊說:“劉崇佑先生是中國一位有正義感的大律師”。其可謂名至實歸。

“五四”運動發生之時,梁漱溟即指出:“我算是北京大學的一個人,這一次被捕學生中間,也有我的熟友。”“我的意思很平常,我愿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。”“在道理上講,打傷人是現行犯,是無可諱的。縱然曹、章罪大惡極,在罪名未成立前,他仍有他的自由。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,也不能侵犯他,加暴行于他。縱然是國民公眾的舉動,也不能橫行,不管不顧。絕不能說我們所做的都對,就犯法也可以……在事實上講,試問這幾年,那一件不是借著‘國民意思’四個大字,不受法律的制裁,才鬧到今天這個地步。我們慨然恨司法官廳,不去檢舉籌安會,我們就應當恭領官廳對于我們的犯罪的檢舉審判。”

康有為認為:“幸今學生發揚義憤,奉行天討,以正曹汝霖、章宗祥之罪。舉國逖聞,莫不歡呼快心,誠自宋大學生陳東、歐陽澈以來,希有之盛舉也。……學生此舉,真可謂代表四萬萬之民意,代伸四萬萬之民權,以討國賊者,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。”“夫今之中華,號為民國……其法律生殺,以民意為主,非如專制時之以政府為主也。在今政府或上承從前專制政府之舊,或以學生擅毆大僚為應有之罪,而忘今之為民國政府,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專擅也。自有民國,八年以來,未見真民意、真民權,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。”

梁漱溟主張依法律程序來解決問題,康有為認為應奉行民意來決斷。從法治常識來看,如果僅依據民意來決斷,而不在法律程序內妥善對待,就容易產生逾越法律界限的非理性行為。依據相關歷史記載,在“五四”運動中,許多問題正是在法律程序內來處理,使得劉崇佑等一批法律人才能參與其間,捍衛愛國學生的合法權益。法律人信仰法治并具備法律專業能力,這決定了其在重大事件能起到理性解決問題的作用,這就是“五四”運動法律人參與的獨特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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